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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在国体概念之下，作为民主的对立概念的专政，其核心在政权的维护与社会改造，法律系统的规范核心（基本权利）与制度依托（司法体制）均从属于人民民主。

而支持原告的第三人、支持被告的第三人是指本来就没有原告或被告地位，但在诉讼立场上支持原告或被告一方的第三人。（二）基于两要素的行政重复起诉之界定 通常认为，界定重复起诉的关键在于识别同一纠纷，即以当事人诉讼标的两要素相同作为判断标准。

在预设两诉之当事人、诉讼请求均相同的情境下，若分别以要件一、要件二来判断行政重复起诉，会产生何种结果？ 笔者认为，以要件一作为诉讼标的意味着，起诉某行政行为所使用的个别违法事由将产生既判力，故转换违法事由的再诉不构成重复起诉。权利主张说与《行诉法解释》无法兼容。结语 目前，我国针对行政重复起诉的专门研究几乎空白。[25]并且，一分肢说单纯以诉讼请求作为诉讼标的，若基于不同事实提出表述相同的诉讼请求，则仍被视为诉讼标的相同，这无疑会导致既判力客观范围的不当扩张。从晚近的研究情况来看，实体法本质论中的权利主张说与诉讼法本质论中的三分肢说已发展为有力学说。

[15]其二，禁止在判决确定后再诉，即诉讼系属效力虽伴随裁判之作出而消灭，但在确定判决形成后，其产生的既判力将禁止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度起诉，从而延续禁止重复起诉之效果。而以要件二作为诉讼标的意味着，起诉某行政行为所使用的事实理由将产生既判力，并且在某些特殊情形下，不排除依个案中应适用之实体法规，将物理上的单一行为切割为数个可被分别评价之行为的可能性。下文对此还将继续分析。

宪法民主化是相对于宪法司法化的说法，这将是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模式的独特之处，反映了我国宪法运行的具体状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的具体体现。然而，它们仍然有受到违宪质疑的可能，部分立法、部分条款出于种种原因有可能是违宪的。它可以分为三个审查阶段，涉及到四个具体程序机制，分别是法案分类程序、合宪性确认程序、合宪性讨论程序、合宪性质疑程序。这一程序在推动近现代法治发展历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个是事前动因，后三个共称为事后提请动因，是指相关主体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发现了涉宪法问题，提请到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进行合宪性的复审。[28]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应当用好广泛主体参与这个动力，关键在于建立完善的有效的法工委提请机制。

这一工作当然是为了确保法律的合宪性，但同时增加了立法权运行的审议性作为审查过程的政治功能。合宪性审查在维护法律合宪任务的基础上，进一步促成了立法权运行过程的审议民主化。它正好可以按照审议民主的原理进行设计，特别是可以补强立法权的审议性(deliberate)，从而确保法律的品质以及立法过程的正当性与完备性。这就将合宪性审查的权力授予了立法机关。

胡锦光：《论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中不同主体的职能定位》，载《法学家》2020年第5期。一方面，它着力在立法机关内部扩大审议空间、参与范围以及塑造参与机制，从而在保证民主参与的基础上，让全国人大常委会单独掌握宪法审查权力，且其他国家机关和政治主体原则上不能反向作用于审查机关。[4] 例如，在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的契约论里，立法权是主权的直接表达和延伸，是最高的权力，也是不确定性最强的权力。立法权模式既发挥了确保法律合宪、保障宪法效力、维护法制统一的功能，又避免因为司法过度介入导致的民主困境。

它具有司法的事后反思性、被动性以及裁判性等特征。将宪法实施和宪法监督的权力集中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要求。

后者因为集中了审查程序进而统一了审查标准，从而体现优势。[34] 参见王锡锌：《公共决策中的大众、专家与政府：以中国价格决策听证制度为个案的研究视角》，载《中外法学》2006年第4期。

宪法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维护宪法权威和效力的制度设计也要体现民主逻辑。[25] 有关讨论参见汤葆青：《论德国的人权司法保障——基于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的宪法诉愿》，载《学术交流》2015年第2期。不过，广泛主体参与还不是合宪性审查的提请，而只是动因。有学者对合宪性审查的具体机制提出了设想，参见魏健馨：《合宪性审查从制度到机制：合目的性、范围及主体》，载《政法论坛》2020年第2期。例如James S. Fishk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s,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Vol.28, Issue1(2011), pp.242-260; Christopher F. Zur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the Institutions of Judicial Re-vie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pp.221-227。长期以来，关于如何建设合宪性审查制度，我国理论界展开了很多讨论。

不过，从《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等来看，决定的草案也要经过宪法法律委审议。在区分了法案类型并对涉宪法法案进行合宪性讨论之后，发现法案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合宪性审查，此时可以设定一个主体——如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或三分之一以上委员，将法案提请至合宪性质疑程序。

其一是立法过程中的法律草案审议入口，其二是其他主体发起的针对生效立法的事后提请入口。[13] 对此，美国模式的普通法院审查尤为典型。

诉愿有申诉、请愿的意思，但从来都不限于诉讼形式。[16] 郑贤君：《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双重属性——作为立法审查的合宪性审查》，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

立法审议阶段的提请是因为法案未能在合宪性讨论程序中达成共识，出现了较大的违宪可能性。[39] 参见马岭：《我国宪法解释的程序设计》，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4期。其次，在职责上，它要求工作型合宪性审查推行一种属于立法机关的内部审查机制，不承担对抗式违宪校正的政治功能。这也决定着合宪性审查制度建设可以同审议民主结合起来，以其作为相关程序设计的理论基础。

[15] 参见邢斌文：《论法律草案审议过程中的合宪性控制》，载《清华法学》2017年第1期。[43]集中审查模式可以塑造一个权威载体，那就是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40] 同前注[2]，李少文文。在现代政治中，宪法具有最高权威，但这个权威必须要有载体，而载体及其形成的具体案例必须要有一定的说服力。

戴激涛：《立宪政体中的协商民主：宪法商谈及其建制化》，载《法律科学》2016年第2期。原则上，两高发起的提请也应当采用严格标准，但因为诉讼通常涉及到公民权利保障的问题，所以这种提请可以更为灵活、宽松。

有学者对如何进行法律草案的审查提出了设计方案，例如陈玉山：《法律案合宪性审查的程序、事项与方法》，载《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1期。其中，宪法法律委是中心。提请至宪法法律委的违宪问题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先成案，也可以由宪法法律委自行成案，再进入合宪性质疑程序。在公共空间里，只有按照审议民主标准展开商谈的理由才能更好地得到人们的认同。

不过，在理论上，宪法判断可能引发抽象性宪法解释。司法权模式一度引起了高度重视，并出现了齐玉苓案等试图扩大法院运用宪法的权力的尝试，但最终没有确立下来。

[13]它体现了我国宪法实施和宪法监督的重心前移至立法过程的趋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程序成为审议机制的工作载体。

那么，如何进行质疑性审查？本文主张，为了确保合宪性审查的效果以及审议民主的目标，合宪性质疑应当采取听证程序。五个机制是指合宪性审查工作有五个具体发挥作用的程序机制，分别是(事前)法案分类机制、三个审查程序机制——合宪性确认机制、合宪性讨论机制、合宪性质疑机制，和事后提请机制。